原文来自Minor Literature: Case Study: the Red Army Faction,作者为Simon O’Sullivan

游击队中的男人和女人是新社会的新人民,游击队是其中的“繁殖细胞”,因为它具有权力、主体性、不断学习和行动的过程(相对于理论)的特性。游击队代表着一个集体的学习过程,目的是使个体“集体化”,以便他能保持集体学习的状态。政治和策略存在于游击队的每个人之中。1

游击队组织,在这里是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 RAF),既有离心力量,也有向心力量。2 一方面,它的活动显然是针对外部的。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定义了游击队;它针对的是周围的、自相矛盾地产生它的东西,并与之对立。3RAF从这个角度看待自己,从敌后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除其他外,它还产生了越南的噩梦)进行战争。然而,在游击队内部也有一种力量,一种对游击队成员本身运作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称为一种另类的主体性生产。简单地说,游击队在其产生的关系和联盟中,以及在其与“世界”的相对隔绝中,产生了一种个体的“生成政治”(一种政治化)。那么,游击队除了具有寄生性之外,还可以被认为具有萌芽的功能——参与到“新”事物的生产中的存在者。我们也可以把这后一种功能配置为一种生成少数派(becoming minor),事实上,游击队的秘密小组是一种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的形式。然后,一项富有成效的工作可能是将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少数文学的三个标准(来自他们关于卡夫卡的书)——或文学成为革命的条件——应用于RAF。这不是为了分散或抹杀RAF公开的离心政治意图(它的力量是针对国家的),也不是为了对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恐惧进行道歉。相反,它是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段特殊的游击战历史中得到一些东西,一些有成效的东西(也许是对参与的艺术实践而言?),以便使得如RAF这样的团体不只是被识别为恐怖主义的黑洞,他们的实践,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曾经有效,或任然是有效的。

1. 少数文学应该解域占主导地位的语言。4这样的解域化涉及到意义(sense)的中和,或语言的象征性方面,以及后者的非象征性(asignifying)、强度方面。这涉及到一种口吃和结巴——或“生成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语言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举了美国黑人“使用”英语的例子(当然还有卡夫卡自己“使用”德语的例子)。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是,一种少数文学可以抵消“秩序词”(order words)的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行使——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讨厌所有主导的语言”。5

来自于主导语言中的结巴。RAF的口号、声明和宣言经常被强调为该团体的一个关键特征,从字面上看,这种公报确实涉及一种结巴。事实上,正如Thomas Elsaesser所指出的,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某种“文学前卫”(literary avant-garde)的特征。6Elsaesser引用Dietrich Diedrichsen的话说: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Ensslin或Vesper早期对现代诗歌的热情,以及在小写字母的书面信息中出现的全面的RAF辞令之间的象征性断裂,它受到亚文化口语的影响,被决策主义的大话所塑造,并庆祝单向感性的狂欢?7

该团体成员之间的语言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典型的布尔乔亚的躲避策略的一种生成少数派——包括直接和明显的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ness);RAF似乎直观地意识到了语言内在的政治性质。8我们可以在这里注意到那些必须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的人的普遍困境,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普遍策略。

他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它,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事实上,RAF对主导语言的解域走得更远。他们的行动和互动模式涉及并“实现了与以往政治行动和组织的审美决裂”,因为它属于新兴的“发生(happening)的文化,涂鸦艺术和激浪派事件,街头剧院和生活剧院(the Living theatre)”。9我们还可以注意到,RAF在这里利用了一种少数派语言的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强度或情状的性质——“反对语言的纯粹强度化使用,反对所有象征性的、甚至是重要的或简单的符号性使用”。10这里Elsaesser引用Michael Dreyer的话说道:

对Dreyer来说,RAF的街头暴力不仅是街头戏剧,而且是一种“音乐”(“no more/mere words”)。他觉得他们的政治暴力是对他日常单调生活的打击(percussion),是一种“身体”(bodily)的感觉,就像摇滚乐一样,提供了非语言的表达,打开了一个新的主体空间。11

当然,RAF不能被视为纯粹的美学运动——毕竟他们的恶名是由他们的暴力行为引起的。然而,我们可能想探究这种暴力意味着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暴力本身就是对国家主导语言的解域,因为后者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以暴力为前提的?RAF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扭曲和折叠——结巴——而对主导语言进行反击。==一种反对国家恐怖的恐怖==,特别是国家支持的越南恐怖主义的恐怖。我们可能可以进一步注意到RAF行动的许多目标包括着那些自纳粹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因此,RAF的行动可能被视为一种尝试,以彰显美国消费主义霸权的表面奢华——以及“和平”——之下的暴力。正如RAF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这些都是反帝斗争的战略辩证法:通过对制度的防御、反革命的恶化、政治戒严向军事戒严的转化,那些敌人背叛了自己,变得显而易见。12

我们也许还想以一种不同的、甚至更肯定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暴力问题。==暴力是与主流社会和典型主体性(资产阶级个体)决裂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一种与“国家”暴力完全不同的暴力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削弱国家前提的暴力。我们可以称其为集体主义的暴力,或博爱(fraternity)的暴力——一种专门针对个人主义概念的暴力。这等于说,RAF只不过是战争机器(war machine)的尖锐端点,后者在这里被理解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生的那些特定的集体起义。13

2. 在少数文学中,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14政治的意义在于,人物的生活和个体的关注总是与更大的社会环境相联系(而不是,例如,固定在家庭单位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动物总是政治性的,是对婚姻和核心家庭的逃避(例如对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这与上文 (1) 相联系:动物的叫声——作为声音,作为一种解域化的噪音——运作起来,以中和感觉,中和表象的习惯,“作为人类而存在”(being human)的习惯。Asignification在这里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它破坏了符号和表象的主导系统。

这是一种生成政治。正如Meinhof在本案例研究开始的那段话中所说,游击队是群体/个人“生成政治”的场所。Meinhof本人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她背弃了她的家庭和她的资产阶级教养,从而启动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和她身份的一种集体化。这种对核心家庭结构的否定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对其他类型的联盟、其他存在方式(以及其他类型的性行为)的肯定,同时也宣布了对某些符号化/主体化制度的打破——特别是那些关于妇女的制度。事实上,Meinhof的“生成游击者“(becoming guerrilla)是对典型的资本主义主体性叙述(女孩、妻子、妈妈……)的一种断裂。当时的媒体抓住了这一点,但同时也围绕着“恐怖分子”这个符号对迈因霍夫进行再域化(reterritorialised)。

在斯塔姆海姆监狱(Stammheim prison),这种个体的集体化/政治化通过团体成员之间偷偷传递的信件继续进行。这是在我们可以看作是监狱与RAF有关的主要功能的背景下进行的:中断对他们主体性的持续集体化。因此,囚犯们不断抱怨他们的疏离。15

3. 少数文学总是集体性的。16 集体性是指少数文学以一种集体性的宣告来运作。这里少了对单独的作者和人才的强调,因为在少数文学中,单独的作者和人才是稀缺的,而更多的是对作品的集体生产(它总是已经合作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声明的艺术生产(artistic production of statements)看作是一种仍在形成中的社区(往往是国家)的前兆。这就是少数文学的内在的乌托邦功能。==一个少数文学机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机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许多意义上,它呼唤着革命机器的诞生——“我们不妨说,次要的不再是指特定的文学,而是指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条件。”17 如果有一个“新人民”的集会,那么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口吃和结巴,他们未能(有意或无意)“活”在大人物提供(事实上是强迫他们)的模式中。

一个未来的导向。RAF是一种异议和拒绝的实践,但不可避免地,它也包括对自发性、行动和生活(细胞的向心性、肯定性,伴随着后者对国家的离心性负面批判)的赞美。在这一点上,它呼唤着一个未来,呼唤着一个尚未到来的人民(people-yet-to-come)。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游击战都涉及这个双重方面;暴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尚未到来的东西的前兆(这是游击队的预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团体的组织形式本身也不能不预示着人们所希望和争取的东西。事实上,秘密小组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个片段运作,向后投射到当前的事态中——尽管秘密小组在集中的意义上也很容易出现法西斯主义,但秘密小组有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因此,在这个没有领袖的一帮人中,Andreas Baader似乎是作为这个团体的魅力“领袖”出现的。我们也可以在此注意到Baader/Enslinn夫妇的力量,他们一开始就吸引了Meinhof。如何理解这种明显的魅力和领导力,特别是Baader的魅力?这确实是团体内部的一个微观法西斯主义(事实上,该团体有时确实像一个微型国家机器一样运作)?还是说这是一个焦虑的国家的投射?当然,RAF的审判为后者识别和隔离“头目”(ringleader)的愿望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媒体对Baader、Meinhof、Enslinn和其他人的魅力和诱惑力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我们也可以把Baader视为一种典范(即将到来的人[people-yetto-come]的先驱)。因此,Meinhof这样评论:

领袖在游击队中的职能,如Andreas Baader在RAF中的职能是定向(orientation):不仅要在每种情况下区分主次,而且要在所有情况下维持整个政治语境;在技术和后勤细节和问题中,永远不要忘记目标是革命。

我们还需要在此补充说,在这种积极的、有成效的领导与更消极的、更有破坏性的东西之间,往往——从表面上看——有一条非常细的界限。这就是说,在法西斯主义和真正的新人民之间,有一百万英里的距离,但也有一根头发的宽度。当然,能够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既关键又困难。当然,RAF的组织和它的“领导层”,涉及到一个复杂和灰色的历史。并不总是清楚Baader和整个RAF是法西斯的还是革命的。也许事实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当然,一个小的实践总是会涉及到错误,而且确实有翻转到它自己组织起来反对的形式的风险。

那么,最后要提醒的是,少数文学有两个时刻:一个是异议的时刻,一个是肯定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时刻都在要求另一个时刻:异议意味着无一例外地肯定其他的生活模式,在肯定这些生活模式时,人们不能不对规范表示异议。然而,异议本身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反应机制(reactive mechanism)来运作。在这里,异议是一种怨恨的形式,是尼采的“不好的内疚感”(bad conscience)。正是这种怨恨产生了暴力,作为一种反应性的目的本身(一个怨恨的主体总是指责——和攻击——任何事和物)。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可以从这里产生(俗话说,一个愤怒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重要的是德勒兹——继尼采和斯宾诺莎之后——可以称之为自己的生活风格,自己在世界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对世界的态度。这是先于任何政治策略的。

References:

  • Aust, Stefan (1985), Stammheim: the Trial of the RAF, dir. Reinhard Hauff, Berlin
  • (K)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6), Kafka: Towards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lsaesser, Thomas (1999), ‘Antigone Agonistes: Urban Guerilla or Guerilla Urbanism? The Red Army Faction, Germany in Autumn and Death Games’, Giving Ground: The Politics of Propinquity, London: Verso.
  • Meinhof, Ulrike (2001a), ‘Armed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Hatred of Capitalism: A Semiotext(e) Reader, ed. Chris Krauss and Sylvere Lotringer,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Meinhof, Ulrike (2001b), ‘Armed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and the Defensive Position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it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People’, Hatred of Capitalism: A Semiotext(e) Reader, ed. Chris Krauss and Sylvere Lotringer,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Negri, Antonio (2004), Negri on Negri, trans. M. B. DeBevoise, London: Routledge.

    1. 1.Meinhof 2001a, 63.
    2. 2.In what follows I am attending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RAF, specifically the grouping of Andreas Baader, Ulrike Meinhof, Gudrun Ensslin, Horst Mahler, and Jan Karl Raspe.
    3. 3.Capitalism-Imperialism ‘produced’ the RAF in the sense that it produc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latter’s emergence - in the form of a subjectivity ‘brain washed through the media, consumerism,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the ideology of non- violenc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sickness, declassification, insult and humiliation’ (Meinhof 2000b, 276). Capitalism had produced an exploited third world but also an alienated ‘metropole individual’: ‘He or she comes from the process of decay, the false, alienated surroundings of living in the system - factory, office, school, university, revisionist group, apprenticeship and temporary jobs’ (ibid., 275).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westerner is doomed, as Debord might say, to be a spectator on his/her own life, thus the ‘shock’ of the RAF’s first action which, according to Meinhof, wa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shock of people acting ‘without being determined by the pressure of the system, without seeing themselves with the eyes of the media, without fear’ (ibid., 278).
    4. 4.K 16.
    5. 5.K 26.
    6. 6.1999, 290.
    7. 7.ibid., 290.
    8. 8.For a vivid display of this ‘use’ of language by the RAF see the film Stammheim: the Trial of the RAF (Aust 1985).
    9. 9.Elsaesser 1999, 284.
    10. 10.K 19.
    11. 11.Ibid., 289.
    12. 12.Meinhof 2000b, 279.
    13. 13.Antonio Negri has said something similar when asked in interview about the Brigate Rosse: On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think of the Red Brigades as making up the whole of the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of this movement as a historical parenthesis, an absolutely isolated, singular, separate term; in reality, the movement was a path in life, one taken by a great many of my generation (2004, 31).
    14. 14.K 17.
    15. 15.Meinhof’s prison letters are especially revealing about how this isolation produced selfcriticism. Meinhof ended up questioning her own relationship to Baader and Enslinn. She saw herself as ‘toadying’ - or ‘treating them like cops’ - and thus, in her words, becoming a kind of cop herself (See Aust 1985).
    16. 16.K 17.
    17. 17.K 28.
    18. 18.Meinhof 2000b,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