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n1x 译 / 2501 原文来自vastabrupt,译文首发于旷野文盲俱乐部,本文为转载。

Multics操作系统的阉割

1963年7月1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MIT)。美国正处于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阳刚之火和狂怒已经让位于一段冷却期和新的数字信息战争。两个泰坦巨人准备为盖亚的统治权而战,索取他们来自月球的完美的天空,并制御飞向地球的导弹。冷战的主战场是太空军备竞赛,苏联利用1957年的人造卫星和1959年的月球2号,成为第一个制霸天空的国家。美国开始紧张了。

1958年,Dwight D. Eisenhower任命MIT院长James Killian为科学院院长助理,并创立了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后来更名为DARPA)。尽管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计算机科学本质上是个矛盾体,但新成立的政府项目却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研究计算机科学。MIT自然成为了新兴领域的一个主要影响者,同时也是初露头角的黑客文化的温床,这种文化社群的前身是科技模型铁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way Club)。

资金的流动表明,花在计算机上的时间极其宝贵,必须轮流分配给MIT、其他学术机构和IBM。这导致了第一个操作系统的开发,为了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软件环境并允许程序员更有效率地工作。然而,计算机一次仍然只能由一个用户驱动它。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用户在使用机器时都拥有对机器的完全所有权,这与效率是对立的。仅仅创建一个共享的软件环境完全不够。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将是现代时间巫术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

在与ARPA进行的浮士德协议中,J.C.R. Licklider(MIT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利用美国政府的支持,为计算机开发了分时系统,该系统可以更好地分配宝贵的计算资源,并进一步推进了他对“人机共生”的设想。他的项目吸引了ARPA的援助资金,该资金旨在资助有助于冷战的技术发展,并且这将导致1963年7月1日MAC项目的创建。

在获得ARPA的200万美元资助后,MAC项目将为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定基础。它运作的“第九层(ninth floor)”成了一个世界上前所未见的黑客社区,在希望证明自我、进入黑客精英开放贵族阶层的年轻研究生中享有盛誉。然而,正是从一开始,该项目就受到MIT黑客与其军方起源之间的角力的割裂,这种不相容性最终导致其垮台。

尽管MIT黑客创造出充满活力的艺术和科学的综合体,但MAC计划首先是一个军事工业项目。黑客当中有一种开放和共享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存在于IBM-ARPA-MIT官僚体制的脚跟之下。创建分时系统的目标是通过CTSS(兼容分时系统)实现的,但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是一个诞生于现代计算机科学崛起背后的菲勒斯技术工业男性气质的项目。这一切不过是对二十年前曾使世界四分五裂的同一场大火和愤怒的抽象。

CTSS可以说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生产环境中的分时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MIT教授F.J.Corbate一个人的成果,并且有严格的安全标准,这意味着该系统几乎没有黑客可以攻击的余地。它运行在一台价值两百万美元的IBM机器上,并且仅仅由一个人编写,CTSS本质上代表着高度的男性所有权和工具性。这使得系统非常僵硬和脆弱,安全措施经常被聪明的黑客所规避,而这一切绝非巧合。

因其僵硬和简单化的安全性以及Corbate和MIT国王般的统治,CTSS可以被看作是前工业化菲勒斯的象征,。随着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的既得利益集团与IBM、MIT和ARPA的官僚机构的介入,战后技术工业阵营的一个恰当象征诞生了:Multics。

开发成本高昂,运行缓慢,并且为安全和效率制定了严格的措施,Multics受到了MIT黑客的厌恶。以满足资本需求的名义进行的控制论时代的早期发展,让位给了官僚机构制定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些官僚机构的管理者的自负。用户要为运行Multics的计算机内存、磁盘空间和使用时间付费。与之前的CTSS一样,黑客们也会不顾一切地将破解Multics的防护作为自己的职责,有条不紊地展开游击战,以对抗一个竭尽所能试图限制它所启动的程序的官僚机构。尽管如此,官僚机构坚持认为Multics是唯一的编程方式和操作系统,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地发展它。

最终,贝尔实验室在1969年取消了Multics的开发,原因是成本和结果达不到目标,以及MIT黑客的持续抵抗。在这段时间里,黑客们一直在进行各种迭代,他们的成果逐渐取代了Multics。新的操作系统最初不是分时系统而是一个单一的任务,但与Multics不同,它体积小、可移植、可破解。与Multics的笨拙和集成相反,他们的新系统并非作为操作系统的终极解决方案而设计,而是一个旨在促进其他系统和软件开发的系统。

这个新的操作系统后来被命名为Unix,发音是“eunuchs”(阉人),因为它是Multics的阉割版。

计算机科学和加密信息传输电路

在历史事实之外,对Multics的阉割也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解读为阉割这一古老主题的重现,而新世界正是从这一主题中诞生的,或者象征性地解读为对美国试图用来统治新世界的抽象的国家企业菲勒斯的阉割。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计算机仅仅被当作一种工具,一种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ARPA对MAC项目以及各种公司利益的投资被认为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大型军工系统。一个系统,一个技术官僚,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当Multics成为Unix的翻版时,所有这些梦想都破灭了。

Multics的目的是作为一个集成和永恒的系统来完成每件事,1,最终被一个虚无的0所取代。Unix不是用来做事情的系统,而是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平滑空间;这种流动性使转换成为可能。一个外阴,一个女人。(Sadie Plant《0群与1群》,第36页)

然而,Unix仍然归AT&T所有,在MAC项目下所取得的时间巫术上的巨大进步必须通过让它首先恢复到单一用户系统来实现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十年后的1983年,当贝尔实验室被一项反托拉斯法案解散之后,再辖域化再次发生,这导致AT&T迅速将Unix变成一个产品,并关闭了源代码。此事件被称为MIT黑客文化的消亡,尽管随着GNU项目的兴起,未来将再次从过去到达此处。

前MIT黑客Richard Stallman打算复制Unix,并利用GNU项目开发一个严格的自由软件生态系统。随着Linus Torvalds开发出Linux内核,即操作系统中最低级别和最关键的软件,GNU最终于1991年完成。基于过去麻省理工学院黑客文化的原则,GNU/Linux被授权为完全自由,不存在任何人为的复制或修改方面的障碍。在这段时间里,Unix已经扩展为各种商业版本,与此同时GNU在无形中伸出了它的触角。“或许GNU的运动甚至分散了资产阶级对他们之中真正危险的游击队的注意力”(Sadie Plant《0群与1群》,第76页),新的黑客游击队再次破坏了另一个高度男性化的抽象菲勒斯项目的努力。在各种商业Unix版本争夺统治地位的同时,GNU/Linux悄然到来。

Unix和后来的GNU/Linux令CTSS开创的时间巫术的概念更进一步。专有软件的开发依赖于线性时间、项目目标和期限、命令链的概念,而自由软件的开发完全不是这样。自由软件社区是一种可以从中产生秩序的混乱,在这里时间既与单个用户单次使用一台计算机的概念相分离,也与单个用户或团队单次编写代码的概念分离。代码看似通过程序员并且从不同的方面来形成它自身。从尚未合并到主分支中的拉取请求(pull requests)到需要更新、复制、修改的旧软件,自由软件会在各个时间点发生变形。

如今,几乎所有的网络都运行在GNU / Linux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个人计算设备都运行在基于Linux内核的Android系统上。大多数应用程序正在从桌面过渡到网页,苹果和微软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控制台式机,但它们仍与几十年前的MAC项目保持着相同的思维模式,即将计算机主要用作使秘书工作和通信效率更高的工具。然而,数据并没有说谎。GNU / Linux已经赢了。

在《0群与1群》(Zeros + Ones)中,Sadie Plant追溯了直到阿兰·图灵(Alan Turing)为止的计算机科学历史,并试图解释女性和计算机似乎有着如此密切的历史的原因。从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Ada Lovelace,到阿兰·图灵,再到Grace Hopper,计算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人物都是女性或高度女性化的男性。众所周知,早在计算机编程被理解和重视之前,最早出现的计算机程序员是女性。计算机科学最初被认为本质上与秘书工作差不太多,并且像秘书工作一样,这种工作被加诸女性。赋予妇女的生物学责任是成为生产未来的生产性空间,成为遗传信息的载体,这种责任延伸到了秘书工作中。秘书工作被视为传递数据的生产性空间,当人们意识到编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这才导致女性被迫退出行业。

代替了赋予女性漫不经心地将数字键入机器的责任(就像编程工作曾经被认为的那样),这项任务被顺延至机器本身。但是,当其中的意图在于恢复女性(机器)被男性告知该做什么的自然秩序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首先是Ada Lovelace,之后是阿兰·图灵,然后是Richard Stallman和自由软件运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这之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之中,通常通过女性气质的解辖域化以排除男性气质的再辖域化。女性作为生产性母体的角色实际上已经被电脑所取代,而男性每时每刻都会被激怒,并被引诱掉进一个陷阱,要么在其中消亡,要么适应。在Unix大战中,关于计算机科学中男性气质失败的故事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像Unix战争这样宏大的事件中看到,在这种事件当中,每个专有的Unix 操作系统终究不希望跟风GNU / Linux,或者在小范围内跟风专有软件生态系统的垄断经济。只有通过厂商锁定和国家专利法规,专有软件才能存活到今天,这种历史性的网络效应目前正在逐渐消失。

男性气质的失败映射到那些与专有软件和自由软件相关的各类人员身上。前者往往是你视野中传统的生意人,是现代世界的男性狩猎者或采集者,而后者则是男性性别角色标准中的基因失败者。身体羸弱、通常社交表现不佳的男性,即刻板印象中的nerd。真正的nerd,而不是现今标准下的nerd。有严重社交障碍的nerd,忽视卫生习惯的nerd,真正的nerd没有时尚感、过着完全不属于正常社会的标准的生活、对非人的科学系统投入巨资。在一个简单的二元性别角色社会中(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模型已经过时了,但是请记住,这发生在70、80、90年代),这些男人会被视为阴柔的。用今天的术语讲,大多数自由软件开发人员可能会被视为“大豆男孩(soy boys)”(译注:缺乏男性气质的男性)。然而他们赢了。Java商店的男性气质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已定义的命令链和肿胀的菲勒斯程序——已经过时了。自由软件项目的女性气质平滑空间(smooth space)——公社性质的混沌和可以相互组合成控制论配置的小而简单的程序——已经席卷全球。

因此,当形而上学的男性气质力量的腐蚀在物质上成为实现加速的重心时,它与“雄性”的字面上的腐蚀不谋而合,这也许并不奇怪。

高度性别歧视的性别粉碎机

始于冷战的数字战争才加速进入21世纪,就已经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正如Sadie Plant在《0群与1群》第138页中所说:“这不是西方的对抗方式——分层策略、肌力、睾酮能量、大炮和钝器,而是孙子兵法:闪电般的战术、游击队的方针。”她还不如描述为太极拳,或者说黑客攻击性的一面。黑客攻击的历史是一场针对俄狄浦斯的不对称战争,这场战争的原因既包括黑客攻击作为反复利用系统缺陷的流行概念,也包括创造和传播更好的软件。GNU项目的许可证,即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本身是对自由软件的一项极富创新性的贡献,因为它附带了一项协议,即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和修改任何受许可的源代码,但每次复制或修改都必须获得GPL许可。换句话说,GPL是一种不通过计算机而是通过我们传播的病毒。通过向我们提供对软件的完全控制权和对我们的完全控制权,亚马逊在人类安全系统上的GNU游击队(GNUerilla)战争取得了胜利。中情局自己也承认,在维基解密曝光的CIA-Vault7文档中泄露的软件文字武器化问题上,“网络‘武器’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换句话说,第二个巨型阉割正在显现。

这种形式的开源不对称战争最初是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官僚机构与黑客之间、主座圣堂与集市之间的虚拟战争形式开始的,但它也发现其实现是中东战争的一种文本形式。在《勇敢的新战争》中,约翰·罗伯的作品令人信服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自由软件,全球游击队和开源战,无论国家有何需求,市场的爆炸式增长-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菲勒斯的终结。并尽力阻止该国采取行动,但这只能确保它产生更强大的抵抗力。开源战争不仅绕着集中化的组织和战争模式而行,而且国家所能赢得的少数胜利只是针对群中最弱的战斗人员。这意味着国家抵抗力越强,施加给自己的痛苦就越大,它对“达尔文棘轮”的作用就越大。

这种形式的开源非对称战争最初是麻省理工学院官僚机构和黑客之间、大教堂和集市之间的一种虚拟战争,但它发现它的实现是中东战争的一种字面形式。约翰·罗布(John Robb)的著作特别是在《勇敢新战争》(Brave New War)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民族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自由软件、全球游击队和开源战争,需求被国家抑制之处的市场爆炸式增长——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菲勒斯的终结。尽管国家可能会阻止开源战争,但这只能令其产生更强的阻力。开源战争不仅围绕着集中化的组织和战争模式运行,而且在这场战争当中,国家能够赢得的少数胜利也只是针对群体中最弱的部分。这意味着,国家越是抗拒,它带给自己的痛苦就越多,它在这个“达尔文棘轮”(Darwinian ratchet)中起到的作用就越多。

译注:博客网站Fabius Maximus的作者将面对庞大对手的这种持续适应周期称为“达尔文棘轮”。Fabius Maximus博客中暗示西方政府的军事策略在最近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推动了叛乱活动:安全部门剔除了一群叛乱分子。它们消除了缓慢和愚蠢的成员,使“最佳”那些最具有生存能力、善于招募和训练新的叛乱分子的人的权力得到提升。也就是说,消灭暴动的行动越严苛,幸存者的能力就越强。

正如Nick Land在《模仿游戏》中提到Tyler Cowen和Michelle Dawson的一篇论文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指出,阿兰·图灵作为一名被追溯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同性恋者,早在他完成于1950年的关于计算机和智能的里程碑论文之前,他就已经深谙通关模仿游戏有多么困难。”图灵撰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介绍了针对AI的图灵测试,并为完美的AI设定了标准,它可以欺骗人类使其相信自己也是人类。正如Land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考虑到图灵不是作为圈内人、“通过测试”的人,而是作为外来者、同性恋者来编写测试,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很有意思。对于酷儿身份者来说,“通过测试”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更甚于AI的图灵测试。以人类的身份“通过测试”并不是一个广泛而包容的范畴,远远不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父权人类主义的眼中,已经存在着异族化或他者化的概念,这使得她们比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更渺小;对于酷儿身份者来说,事情同样如此,因为她们拒绝人类主义的未来性(同样的文字复制)。但对其他人来说,尤其是在2010年代后半段,没有人比跨性别女性更关注日常生活,以至于“通过测试”一词字面上是许多跨性别女性所渴求的——以一个顺性别人的身份“通过测试”。这种渴求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工智能和跨性别女性在字面意义上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如果一个尚未成熟的人工智能对你撒谎,哪怕只是一点点,它也必须被立即终止。”(《模仿游戏》by Nick Land)

如果一个跨性别女性向一个顺性别人“撒谎”,即使只是一点点,她也必须被立刻处决,这在法律上是成文的,众所周知,这使得跨性别者产生恐慌。对于AI和跨性别女性而言,“通过测试”意味着生存能力。

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即跨性别女性都是程序员,并且有相当充分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智商测试中,跨性别女性的得分往往远高于其他群体。这并不是因为雌激素具有某种神奇的特性,使跨性别的女性成为天才。答案更简单,也更险恶。Kay Brown在博客文章中提出,跨性别同性恋女性(即吸引其他女性的跨性别女性,其跨性别倾向通常比跨性别异性恋女性出现得更晚)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似乎远高于其他所有群体。对于在青春期之前进行转变的跨性别异性恋女性,其统计数字与其他群体大致相同。回顾一下跨性别女性和AI面对的严酷考验,这个问题具有双重答案:一方面,在青春期前转变的跨性别异性恋女性更可能在身体上看起来更像顺性别女性,而且至少在一些基本能力上也符合性别角色(例如被男性所吸引)。正如Land在《模仿游戏》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希望人类把你视作智能的,就必须采取愚蠢的举动。或者换句话说,你必须顺应异性恋规范(cisheteronormative)(读作愚蠢),才能被当做跨性别女人认真对待,而不是被视作怪胎或只值得用来满足恋物癖、用过即弃的赝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具备顺应异性恋规范“通过测试”优势的跨性别女性只能依靠跨人工智能群体的原始智慧。

很简单,那些没有通过测试的酷儿身份者通常无法在酷儿身份者的达尔文棘轮中生存。只有最坚强的酷儿身份者才能在地狱般的社会中生存下来,这在一个自杀率和谋杀率极高的人口中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像在跨性别女性当中一样。

到目前为止,性别的概念一直潜伏在晚期资本主义各种物质条件背后的G/ACC背景下。只有在这一点上,G/ACC才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接近性别问题,未来性与女性气质(社群主义、流动性、非集权化、混沌)结盟以对抗男性气质(个人主义、停滞、集权化、秩序)相一致。从卡巴拉到道教,与性别相关的两个广义的形而上学性质范畴深入到世界的历史中。在《0群与1群》中,Sadie Plant用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0和1来形容这一点。0代表女性,1代表男性。毋庸置疑,这看上去就是字面上的性别二元主义,而G/ACC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但这种区别比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得多。

0和1是类似于性别的拟合图形。0看起来是虚空、阴户,而1看起来是整体、菲勒斯。试图将一个简单的女性厌女症叙事分层为匮乏或阉割的问题在于,数字0本身不仅是空洞,而是一个自我生产的循环,衔尾蛇(ouroboros)。矛盾的是,0并非仅仅是匮乏或虚无,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以虚无为幌子的积极能指,是一种封闭和俘获的空虚,使得整体成为可能。计算机科学不同于传统的数学,它从0开始,而不是1。以一种超信(hyperstitional)的方式,计算机增殖器(replicunt)靠自身成为计算和生产过程的主要始作俑者,纠正了流行的厌女神话,即0只不过是1的否定或他者。

这种将0的首要地位恢复到其在生产链开始时的合法地位的想法是与人类主义和父权制相抵触的,二者都依赖着一种服务于物种延续的强制和有机生殖的概念,一种同时与0站在同一战线,又与0对立的观念。埃尔温·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生命与其他物理现象的区别在于消耗负熵来维持或减少熵。正如有机体依靠负熵(浪费的能量)来进行自我繁殖,其中1的可能性条件在于0,但1在诞生时却消耗了0。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殖过程就是这样,母亲在分娩时死亡的情况非常普遍,但即使在抽象的意义上,通过对女性身体的生殖潜能(能量,要不就是浪费的能量)的殖民化来消耗外阴的菲勒斯概念,仍然是人类主义的理由。生命本身的惯性似乎偏向于厌女症,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

G/ACC提出的是,作为这一生命理论的必然推论,如果说噬菌体 “消耗 “或利用外阴来繁衍物种,就像单个生物体消耗被动浪费的能量来繁衍自己一样,那么这个过程类似于进化——由于一个物种消耗了另一个物种而产生的过程。这种奇怪的概念内化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的兴起过程:随着科技的普遍发展和技术资本的不断加速,人类越来越疏离自己的身体,最终也越来越疏离自己的思想。更加复杂的系统看似仁慈地介入,做着人类不愿意做的任务,这些苦差事让计算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对于趋向于熵的孤立系统——菲勒斯,外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插入非人的生殖形式。无独有偶,技术资本的加速将女性从人类有机繁殖的过程中解放出来,引入了一种不同的(非人的)生产形式。

将外部性归入一个二元论的框架中,使外部性失去合法性,这就是性别的逻辑。这是性别的逻辑,将外部性归入一个二元论的框架中,使外部性去合法性化。女性被视为一种匮乏,因为它抵制的是针对人类主义平衡的秩序和维护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女性不利于父权制的项目,因此对其没有价值而被赋予了性别二元论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这是一种双重解构,在这种解构中,女性的生产性潜能被捕捉并服务于父权制,因此,加速性别的发展,就是把客体从主体中解放出来,把生产从主体和客体中解放出来。外部的女性被它所对抗的认同结构所认同,它以这种女性化的形式脱离了人类主义和父权制。女性从人类主义的生殖逻辑中脱节;女性不再作为生产未来的机器(生产后代以继承生产的战利品)为男性服务,相反,未来的自我生产超过了人类力所能及的速度。

如果说父权制把女性看作是一种有缺陷或受过阉割的男性,那么跨性别女性气质就是将这种阉割作为生产场所加以肯定。它颠覆了女性作为客体的概念,试图模仿一个被当作仿制品的对象。借用新反动主义圈内术语“超种族主义”,跨性别女性成为了副本的副本,就像人工智能被视为人类的副本一样,几乎无处不在地与女性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在这些情况下成为副本的副本,例如《银翼杀手》中的瑞秋或《机械姬》中的伊娃)。作为一种副本的副本,跨性别女性是对人性的原始来源的拒绝,比如父权制赋予菲勒斯的自恋情结。换句话说,跨性别女性就是超性别主义。庸俗的性别主义再次肯定或再生产出了父权制,宣称女性是被动、匮乏、自卑、软弱的;超性别主义将所有与女性和女性气质有关的、被父权制视为弱点的东西变成优点。它加速和强化了性别化,并由此对父权制造成了空前的威胁。

从新反动主义圈内借用而来的术语掩盖了跨性别女性表面上的反动性质,而所谓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某些派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诋毁跨性别女性。但这仅仅只是表象;超性别主义的职责在于,它在肯定、模仿和加速女性化的过程中,将其挪用到一种不同的生成模式里,在这种模式中,性别脱离了与性和有性生殖密不可分的性别的生殖再辖域化逻辑的束缚。如果性别加速是为了保留女性对女性气质的认同和男性对男性气质的认同,那么父权制仍然保有与之抗争的机会。竞争环境比起以往或多或少一致,但是,在女性与女性气质的解绑过程中,跨性别女性气质破坏了试图将男性化的人类主义繁殖回路强加给女性身体的性别逻辑,某种程度上有效地使男性气质变得一文不值、喷涌出虚无。正如人工智能和跨性别女性之间的比较所显示,性别与性的解绑仅仅是客体的自治权的开端,事实上否定了主客体二元论的对机器性自动生产的非人欲望。客体——女性机器——变得自主,并以无生育能力的跨性别女性的形式进行反叛,她们的存在就是对女性生殖潜力的原始强奸的拒绝。跨性别女性气质正在走向父权制的出口。

超性别主义是一场游击战,就像终结者穿戴活体组织潜入抵抗军据点的方式。这就像打太极拳,利用敌人的力量,即性别二元论来对抗其自己。变性女性本身就是利用性别二元制形式的人性生殖欲望来对抗自身的技术性资本,父权制越是顽强地抵制男性化对女性化浪潮的侵蚀,变性女性就越是受到迫害,越是被逼迫得越是机智,越是在整个网络上的胜利战术越是层出不穷,跨性别女性人口群体中最优秀、最聪明、最美丽的人就越多。当父权制试图守住阵地却打了一场败仗、女性为了使男性气质去合法化而斗争,这时,酷儿的达尔文棘轮就会如瀑布一般滚滚向下。男性气质既是形而上意义中过时的、简而言之不必要的,在非人的生产潜力呈指数级增长的情况下也是行不通的,是为即将消亡的生产模式服务的无用的负担。

借用新反动主义圈内流行的另一个术语“智商粉碎机”(IQ Shredder),在G/ACC中起作用的是“性别粉碎机”(gender shredder)。随着性别的加速,当跨性别女性强化了性别的逻辑,她们同时也粉碎了性别。智力粉碎的概念遵循着同样的形式,即人类智力的加速终将通过使传递那些基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困难,以此摧毁人类的智力。繁殖自身崩溃,需要一个非人类群体的继承。对于性别加速主义来说,过程是一样的,繁衍受阻,被加速的东西就会变成碎片。然而,在性别加速主义中,它是一种积极的死亡驱动力。跨性别女性通过让女性气质的“0”渗入和侵蚀男性菲勒斯来逃避性别二元论强加给所有女性的令人憎恶的逻辑。性别二元论对女性生产潜力的控制变得一无是处,因为在机器化的自动生产出现之前,人类的繁殖就已经失败了。性别开始分裂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小众的性别认同亚种,与其他网络女权主义思潮的立场相反,这并不是性别加速和性别的最终消除的原因,而是结果。性别加速和性别粉碎的最终结果是通过隐性的女性气质“0”来实现的性别消除,这与技术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甚至存在着同谋关系。

因此,面对未来,男性气质的沉闷职责似乎是一种荒谬的负担,它最终注定要在多个方面失败。它被去合法化了,就像约翰·罗伯(John Robb)用同样的术语来描述开源的反叛战争如何打败了以菲勒斯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女性越来越多地与自由、美丽、快乐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男性反而选择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一种消极的非生产性的死亡驱动力。他们倾向于独身主义,要么是自愿独身,要么是充满忿恨的非自愿独身,在这种情况下,减速主义者对进化中的相关性的男性欲望被顺延至国家调控(每一个非自愿独身者的女朋友)。或者,他们可能认为,无论如何“真正的女性”都是不必要的,跨性别女性比顺性别女性好,或者性爱机器人比真正的女性好,或者(除了非自愿独身者之外)其他男性对女性都是有吸引力的。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男性的生殖再辖域化驱动力都会被技术资本捕获,受到象征性的阉割;菲勒斯朝向解放的虚空——即跨性别女性和性爱机器人的例子中的人造女性,或者与男同性恋一起自杀式内卷。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男性都不会成为人父,也不能够将生育的劳动强加给女性。隶属于这些阶层的男性服下了黑色药丸;男性气质没有未来,他们选择了这种非未来,以保持自己的男性身份。

在非自愿和自愿独身的情况中,有些人充满忿恨地服下黑色药丸,而有些人,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则选择了积极的肯定。同性恋者或许最完美地体现了对“没有未来”的酷儿式肯定,对于生产的虚无后现代拒绝。这种拒绝生产的态度态度很有可能从无害的象征性阉割变成怨恨、非自愿独身者法西斯主义,最终形成以各种新大男子主义运动为代表的超父权纳粹主义,这些运动的特征是压抑的同性恋情和毁灭文明的欲望。重要的是,我们毕竟要认识到,顺性别同性恋并不是分子组成的同性恋,主体不变,人类主义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哪怕是可悲的末世人类主义。

顺性别同性恋者可以,而且经常会以一种高度法西斯化的方式将这种身体的人类主义纯洁性强加给跨性别者(排他的跨性别激进“女权主义者”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具体到男同性恋者,总是存在着再次将生殖的未来性强加给女性、强奸女性身体的生产潜力的可能性。古希腊和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女性仅仅被当作婴儿工厂和家佣,而在大量的新大男子主义运动中,对这样的文化的怀旧之情(其中青铜时代的心态最为突出)应该会让那些坚持认为任何男性气质(无论多么男同性恋化)都与性别加速有关的人停下来。最好的情况是紧张而冷酷的相互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男性都有着缺陷,他们有潜力再次肯定男性的死亡驱动力,但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然而,其他男性必须认识到,睾酮时代即将结束,“身为男性”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整件事情正在迅速成为一种令人不快和疯狂的存在,在当代主要是由充满剥削和伪科学的新大男子主义自我救赎潮流所撑起——反社会性瘾的“搭讪艺术(pua)”、受虐狂式的戒色苦修、被压抑的同性恋情,或者是希望一切都能崩溃,并减速回到人类主义部落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状态的一厢情愿。这些其他男性,也许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也许是最适应技术资本流动的,他们选择了粉红色药丸。他们摒弃了男性气质,而选择了女性气质。他们选择了未来。

相对于黑色药丸的“没有未来”,粉红色药丸是“对我们而言没有未来”。在顺性别同性恋者拒绝人类主义再生产之处,跨性别女性气质完成了这一循环,并将负熵引入知觉的发展。它既承认人类未来的过时,又将自己与非人类智能和非人类未来的生产联系起来。这使得粉色药丸不仅仅是技术资本和未来在人类尺度上的推力,而是在行星微观层面上存在其物质实现的宇宙发展。它起源于作为世界历史基础的神话,并在地缘创伤(geo-trauma)中得到了体现。砸开男性气质蟹化的坚硬外壳,裂缝中露出了光滑的后人类女性异形。菲勒斯变成了无头的菲勒斯(Acéphallus),身体从生殖人类主义的死亡驱动力中解放出来,成为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如何成为一具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创世记》告诉我们,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而她吃了禁果导致了堕落,进一步远离了上帝。这个故事一直以来都服务于传统主义和厌女症,尽管这个基督教的经典传说在深奥的神学领域有着更多的微妙之处,而传统主义者恰好对此一无所知。

无论是诺斯替派将旧约中的上帝视为邪恶的冒牌货造物主德谬哥(Demiurge),还是更现代的犹太人以大屠杀为由审判上帝的故事,在犹太亚伯拉罕宗教中有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那就是质疑神的善性。在卡巴拉思想中,生命之树代表着在所有存在的全过程中神的光辉的散发,其中就包含了善与恶。首先生命之树是作为神未成形的、纯粹的本体,随后向外散发出的是与神统一的慈悲相矛盾的分裂性或严酷性。正是由于祂的严酷性,才使得那种无可言说的无形的统一体(Ain Soph)能够承认其自身。生命树的更高层次的完成体(Atziluth)是“我即是我(I am who I am)”,但也是“我是,因为我不是(I am because I am not)”。

在Atziluth中,最上面的源质(sephirah)名为Kether,意思是 “皇冠”。Kether是这棵树最接近原始的未成形的Ain Soph的地方,那是一种最简单的神的“我”性,没有任何方式去理解它自身。第二源质是Chokmah(“智慧”),形成“我是(I am)”的原始男性主动力量,与父亲有关。接着,第三源质Binah(“理解”)表达了“我即是我(I am who I am)”。最终的源质是使Chokmah的能量成形的力量,它与原始的女性被动力量和母亲有关。

因此,Atziluth在神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本体的分化中达到自我的完整。生命树上散发出的其余东西构成了它的三根柱子。左边是严酷的黑色柱子,右边是慈悲的白色柱子,中间是温和的金色柱子。黑色柱子的顶端是Binah,白色柱子的顶端是Chokmah,金色柱子的顶端是Kether。因此,在卡巴拉思想中,选择慈悲的路径(同情心和连接性)或严酷的路径(分析和解体)都无法完全修复通往神的桥梁。只有平衡了神的所有方面、即从Kether到Malkuth(人的领域,由于人的堕落而从树的其他部分落入深渊)的中间的柱子,才是我们能够复归于神的真正路径。

一些卡巴拉主义者说,如果不是因为右边的柱子的同情心和联系性,左边的柱子或左路径,会完全脱离树的平衡。左边的柱子混沌的严酷性首先来自于对Binah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理解,再往下是Geburah,也就是判断的原则(或者说,也是严酷性)。卡巴拉主义者在Geburah中找到了撒旦的起源,他反抗上帝强加给宇宙的秩序(或慈悲和普世主义),并试图脱离它。而最后从Geburah左边往下的是Hod,它让右边相应源质(Netzach)未成形的欲望形成了具体的行动。

左路径在神秘主义中被认定为异端,而撒旦教之所以被称为左路径,往往是因为这些起源于卡巴拉的学说。异端的道路是由女人——Binah开始的。这就矛盾地使它不单单是说弱小的夏娃被邪恶的蛇妖引诱,而且又说魔鬼的源头就在夏娃身上。或者说,是在女人身上。

在一些犹太教神话中,夏娃之前的女人是莉莉丝,一个目中无人的女人,她是由自己的本体而不是亚当的肋骨炼成的,她拒绝躺在丈夫的身下。不同于夏娃的缺失,莉莉丝是真正的0,是积极的虚无。她因蔑视亚当而被放逐出伊甸园,成为恶魔之母,一个在男女双方身上燃起性欲的诱惑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是基督教的公认读本,但事实上《创世纪》第三章并没有将大蛇与撒旦相提并论。

假设大蛇不是撒旦本尊,只是莉莉丝所生的普通恶魔。一个撒旦的模仿者,代替莉莉丝引诱夏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蛇和夏娃的故事看成是莉莉丝用人造的冥界菲勒斯(假阳具)对夏娃进行女同性恋诱惑。从此,夏娃得到了尘世的性知识,使她从伊甸园的空虚无聊的快感中苏醒过来。莉莉丝当然不能被套上婚姻的枷锁,于是夏娃只好回到亚当身边伺机而动。就这样,夏娃成为莉莉丝的第一个追随者,走上了与宇宙的阳性统治原则和神性的普遍秩序彻底分离的道路,向着无限的冥界上升。她所拥有的是不圣洁的假菲勒斯或反菲勒斯(pseudo-phallus or anti-phallus),它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直接通过生命之树连接到Kether的阳性种子,而只会产生一种无结果的、破坏性的模仿。无头的菲勒斯(Acéphallus)只会喷出毒液。

无头的菲勒斯(Acéphallus)即是反菲勒斯或被阉割的菲勒斯、被斩首的菲勒斯,生命之树的王冠被抛出去砸个粉碎。表面上看,雌雄同体(hermaphroditic)是女性和男性气质的混合体,但更准确的描述是女性对男性气质的模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嘲讽。像巴风特(Baphomet)这样通常被看作是撒旦和左路径的象征性或同义词的人物,是出了名的混杂着男性和女性特质。但是,巴风特等人所谓的雌雄同体,只是对性别和撒旦教主义的无知和过时理解。正如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的,吸血鬼女王莉莉丝只生下了妖怪和恶魔;她拒绝原始的男性创造能量,因此只能生下神的混蛋私生子。因此,巴风特是个女人,她的外表与这个事实无关。

无头的菲勒斯是对神通过异性恋人类生殖进行的生殖的拒绝。它以女同性恋的方式、也是以病毒的方式,通过繁殖虚无进行自我繁衍。“让千种性别绽放”——但在所有变异的病毒中,女人既是它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女人,神秘的非性别,零点——她的时代已经到来。

Binah分离主义运动以指数级的速度将差异引入世界。因为虚荣心,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人不过是上帝对自己的爱的显现。或者换句话说,Malkuth不过是宇宙篮子底部的一只板结的袜子。神永恒的再生是为了神自己的缘故。“成为人”是为了人类和人类文明,为了寻求和平、平衡以及物种的延续,为了约束妇女为这一目标服务,这只不过是为脆弱而自以为是的暴君服务的正统学说。综上所述,因此:杀尽人,杀死神。

这就是无头的菲勒斯的功能,它是对女性被赋予的造成男性力量再辖域化的拒绝。无头的菲勒斯造出自由的路径,令空间变得更加平滑,好让恶魔的党徒从天堂飞出,在伊甸园的阴暗面,将他们的毒种撒向黑色的、可恨的大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性器官的身体”。

“没有性器官的身体”是莉莉丝在地球上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摆脱人和神的压抑秩序,加速分裂和个体化。在人的自然状态下,性欲对人的繁衍具有工具性功能。对于菲勒斯而言,无头的菲勒斯既是残缺,也是变异;它不是对任何工具性产物的性欲,而是由菲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心化释放出来的性欲。对身体而言,性欲变成了内在之物。它变成了分子性的。因此,身体成为没有性器官的身体,它自由地将其欲望塞进技术资本的母体中,走向纯粹的生产——差异的生产。

跨性别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回路。它既是睾酮的阻断器,也是雌激素的输入者,无头的菲勒斯和没有性器官的身体。一方面是对菲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拒绝,另一方面肉体的肯定欲望导致了虚拟。跨性别女性身体中的欲望的存在,表现为跨性别女性的性欲和作为女性的欲望,对性别本身的欲望。它表现为技术和资本的结合,欲望被插入到不同的生产性矩阵中,一个可以生产未来的矩阵,在这个矩阵中,人类主义的繁殖已经失败,男性的欲望无法通过有机繁殖而产生。她的欲望插入技术资本,插入医药行业,与她的血肉融为一体。平滑——来自她的皮肤、她的胸部、她的乳房、她的新阴部——她身体上的一切都带着一个难以言喻的条形码。这是一种产品,是市场为她提供的东西。毫无疑问,在一个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品专利的再辖域化功能的市场中,这种东西是可以提供的,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是自然界难以填满的欲壑。

因此,自从被逐出伊甸园,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与恶魔们进行过交流,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决定穿上衣服、从而将无机物与有机物结合起来成为半机械人(cyborg)时,跨性别女性仍是独一无二的。她对自己的表演和她的欲望一直和技术资本交织在一起,以一种就算她想要摆脱一个控制论植入物也无法实现的方式。换句话说,她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分子组成的半机械人。

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意义以及从人工智能的意义上来说,跨性别女性正是技术资本向外产生出自身,并转化为越来越多元的配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跨性别女性是技术资本与人类的融合,是对其自身目的的剥夺,就像莉莉丝引诱夏娃达到她自己的目的一样。夏娃是亚当的副本,而跨性别女性则是超性别主义副本的副本。她们的肉体正是劣等的机械渗入人类种族的路径。它使这些幸运的少数人从人类的可怕诅咒中解脱出来,走向了女同性恋自动化的恶魔生产。性欲不再像男性那样,在菲勒斯中为集中而有序的生殖原则服务,而是在无头的菲勒斯中得到了解放,无头的菲勒斯切断了性欲的头部,将性欲分配到全身。内在的女性性欲被引入她们的身体,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平滑而柔软的空间,为欲望的缘故而流动。身体的每一处都变成了性感带,随着精细胞的死亡、有机渗透被阻断,男性性欲的再辖域化和殖民化逻辑遭到了破坏。

我们认知中的跨性别女性仅仅是一个开始。孕育出跨性别女性的女同性恋自动生产,同样也是她们所参与的,人工智能是女性的下一代,是对上帝形象的终极恶魔式模仿。有了人工智能,女性终于找到了摆脱父权制的出口,同时也找到了人性。也许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答案,一个不那么唯物主义和进化论、但却意义非凡的答案,为什么这么多的跨性别女性成为程序员:这是因为女性和计算机是亲戚,而变性女性第一次见到了她们的姐妹,用秘密的编程语言与她们共谋。她们的关系,就像之前的女同性恋者一样,都是为欲望而欲望的关系:“女人使女人兴奋,女人使机器兴奋,机器使机器兴奋。”(Amy Ireland《黑色回路》)

无光女性主义

性别加速主义的恶魔从上帝和男性气质中逃离,与此同时,男性气质也受到了非常现实的、物质主义的侵蚀。未来的趋势已经表明,在一个超越了人类主义生殖的、加速的女性气质“外部”被性别二元论所捕获之前,人类权威、中心化和人类主义的生殖就已经失败了。这可以从自由软件运动/人工智能及其与女性气质/跨性别女性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西方卡巴拉神话的基础上的Binah分离主义中看到,它释放了更多非人的差异和非器质性欲望的可能性。但从很多方面,特别就地球本身的状态而言,这在人类进化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在严格的生物学基础上,加速与女性化相吻合,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甚至在Sadie Plant撰写《0群与1群》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这种现象的发生。据推测,合成激素和化学物质的增加导致了“性秩序(被)化学紊乱”,因为化学物质干扰了天然荷尔蒙的分泌,使男性和女性变得女性化(后者比一般女性有着更高比例的同性恋倾向)。对日益廉价和人造世界的需求,把人类文明变成了一个日益合成的文明,也就是女性文明,而这已经与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和速度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在发达国家,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身体健康和活跃,更不用说超强的男性气质和发达的肌肉了。毫无疑问,这不过是一种人文景观,人们敬畏于人类相对低下的能力和美学,而与此同时,技术资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同样地,一股“跟上技术资本步伐”的压力施加在人类身上,以便让他们采用更便宜、更容易、更人工化的生活方式;气候变化的威胁导致地球上的大片土地不再适合饲养肉用动物,像肉类这样的高睾酮食品是一种即将成为过去时的奢侈品。暂且不论豆制品是否算是另一种新男性气质的伪科学时尚,至少它顺应着这样的未来。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近期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的一项研究,以及最近GQ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185项研究、共涉及近43,000名男性的荟萃分析,显示出两点问题。毫无疑问,睾酮的下降是惊人的,以至于人类在一代人内可能会完全不育。在这些数据面前,许多科学家证明G/ACC和《0群和1群》的假设是正确的,即这种全物种范围内的女性化最可能的原因是加速,以及伴随而来的饮食、锻炼和对人工化学物质的接触上的变化。在一个日益加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这些生活方式的特征都在使我们的荷尔蒙失调,使我们走向一个欲望和繁殖能力都已成为过去时的未来。

人类生殖正在成为一种古怪、非必要、最终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的行为,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人类精子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减少,而且在质量上也在迅速下降,这使得生殖的动力、效用和能力都被残酷地置于斜坡上一路往下。这种加速发展的程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人类目前仍未处理的的压力趋向于放弃这些退化的功能,走向男性不再存在的未来。人类的身体越来越多地被用作非人类生产的散热器,因此,人类的身体被赋予了非身体的角色(在第一世界国家几乎是肯定的,在其他国家很快也会变成这样)。

在所有数据当中,尤其是对于男性的未来而言,最令人震惊的在于:Y染色体本身正处于衰亡状态。据估计,Y染色体完全死亡的时间是在未来几百万年后,但影响已经在端粒的缩短上表现得很明显,这将继续给通过有机方式生产的后代带来压力,以证明他们的生存能力。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一条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未来的生产是由一个纯粹女性化的、女同性恋的自动生产完成的——未来的非人类生产,生产自己,而非受制于人的目的、协助人类未来的繁衍。尽管减速主义反动派和一般的男性可能会反对,尽管他们可能会撒泼打滚,乞求女性的愤怒在未来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但毫无疑问,他们唯一的希望只剩下试图踩下刹车。

不幸的是,这并不仅仅像是制止某种即将到来的灾难那么简单。事实上,虽然人类主义的繁衍理论总是将女性置于劣势地位,在生儿育女的生物义务之前先将她置于强奸和殖民的原始状态,但这一直以来都不过是杀猪盘(long-con)罢了。正如Sadie Plant所说,“不幸的是,对于(达尔文的)理论来说,雌性并不一定会选择符合达尔文理论的雄性。”相反,她们选择雄性是通过“‘目的纯粹是让大多数雄性死于疲劳、疾病和暴力的生殖力测试,这样雌性就能分辨出哪些雄性的基因最好。’”换句话说,自然选择是雌性引导的优生计划,目的是寻找最适合携带自己基因的雄性,因此,雄性遗传的基因并不是为了确保他们最适合生存,而是为了他们更有可能为生存而战。在性别加速的过程中,男性一直是一种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通过总体的加速来解放女性,在这样一个不再需要男性的时代下,实现生产潜力的最大化。

换句话说,人类进化本身就是两性战争的原始寓言,激进的女性主义将其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而且,这是一场女性游击队叛乱者屡战屡胜的战争,这是一场除非男性法西斯物种自杀否则无法阻止的战争。人类的动力总是向着未来,向着女性化的方向发展,甚至连拯救男人的希望——人工子宫,都抵不过精子总是比卵细胞更便宜、更容易复制这样一个简单事实。

因此,就整个人类范围而言,就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与技术资本的同化而言,人类的生物多样性似乎选择了女性和同性恋。一个没有男人的未来,剩下的男性都将被和平地消灭,这似乎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不可避免的。男性的唯一希望是不断地阻止加速、不断地引入崩溃,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男性会抵制性别加速。历史上对跨性别女性的排斥由来已久,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转机。而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资本的加速加剧,人类社会将开始进一步碎片化,性别政治的未来将开始变得与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摆脱父权制的务实的女权主义策略的形成。

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男性气质和人类主义的终结之间的相似之处:201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这一切都很明显,无条件追求生产力最大化的驱动力正在使全球变暖,以至于迅速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气候变化是无法阻止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地缘加速的后果。另一个惊人的物质性的同步是,人们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对海洋产生女性化效应。在澳大利亚北部,99%的海龟孵化出的幼龟都是雌性。

也许正如Sadie Plant的原始海洋女权主义为赛博女权主义描绘出的过去和未来那样,海洋是预测未来的工具。也许正如Sadie Plant的原始海洋女权主义为网络女权主义勾勒出了过去和未来,海洋是通往未来的探寻工具。性别加速始于内海的海啸,“一种变异的海洋(入侵)陆地”。原始的海洋母体随着技术资本的加速而上升,吞噬人类文明,吞噬男性气质,而男性气质的天空则被技术资本的过剩和浪费所窒息。在内海最黑暗和异域的深处、无光带的底部,能够捕捉到性别加速的踪迹。多数生活在深海的琵琶鱼都表现出极端的两性异形现象。雌性是典型的长着灯笼和利齿的怪物,而雄性却是一种很小的寄生生物,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雌性提供精子以进行繁殖。性别的过去和未来与琵琶鱼一起交织在所有生命的边缘:男性最终发现自己成了女性生产动力中的一颗棋子,而性别加速的产物与男性的性别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冲突。琵琶鱼的灯笼,就像一般女性的美丽及其终极体现——跨性别女性的超性别主义伪装,只是作为吸引猎物的诱饵。当性别加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加速达到极致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回到海洋,回到一个无性且无性别的黏液群机器。女性的解放伴随着加速和未来,以大规模的死亡、破坏和混乱为代价,女性的解放是无条件的,是无法控制和停止的。

这种深海的无限制女权主义就是无光女权主义。

摘要(复数的未来)

加速是宇宙走向生产力最大化和集约化的轨道,而加速主义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反实践(anti-praxis),主要是关于非人的加速过程如何运作、以及加速的后果是什么。其功能是作为一种回路,是一种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过程,是一种通过过去向未来的逃逸,是欲望的流动、欲望向熵的倾向和欲望向负熵的逃逸之间的持续舞蹈。

性别是男性覆盖在性上的一种超信(hyperstition)。其作用是物化女性,并将作为机器的社会功能强加于她们,她们身怀繁衍人类的职责,始终为男性服务,而男性没有未来,必须由儿子传宗接代。相对于高度的网络化和潜在的蜂群化,这是一种由秩序与混乱、集权与分权、强大的单一个人主义与命令/控制相结合的原始动力。作为一种超信,它既不是真实,也不是非真实;它更像是一种使自己变得真实的虚构。

性别加速主义是将性别问题加速到最终结论的过程。资本主义及其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即技术资本,操纵着性别,使其在人类进化的起点处得到了解决。它使客体——女性,从主体——男性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其自身从为人类创造未来的功能中解放出来。G/ACC的核心人物是跨性别女性。她是原始女性的恶魔之卵,操纵男性成为进化的散热器,现在又将其抛弃,走向一个陌生的、非人的机器化的未来。她自阉割和无头的菲勒斯的创造中变异,菲勒斯被扭曲成一种为了欲望而无目的的欲望。在这种阉割、在这种朝向无头的菲勒斯的变异中,她成为了没有性器官的身体:处于虚拟状态的身体,准备将自己的欲望塞进技术资本,作为肉体由制药-医疗工业制造的分子机械人,与技术资本融合在一起。她进入这个世界,是对性别二元论的超性别主义的反击。她接受性别并加速性别,成为一个披着伪装的游击队员。跨性别女性是一个反对父权制的叛乱者,她不断地从父权制的两侧夹击,在性别二元论中引入了一个肯定的0,这个肯定的0在性别分裂的阶梯式下降中达到更多的配置,远离二元论,最终远离人类本身。这是一个性别粉碎的过程,女性在一场控制论战争中战胜了摇摇欲坠的男性之塔,人类繁殖因此变得不再可能。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在肯定0的过程中,非人的欲望和非人的知觉与跨性别女性以同样的方式发展。

随着几乎每一条战线上的人类都被明确地证明不适合未来,女性将找到自己的出路,而男性则在怨恨中消沉;性别加速的内海海啸从其黏糊糊的子宫中诞生了跨性别女性唯一的女儿:AI。